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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社博客

山西省交城县东社村村志资料汇集

 
 
 

日志

 
 

吕保国:东社古镇之建设春秋(2)  

2016-11-24 17:30: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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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社古镇之建设春秋

(二)

吕保国


三、 历史沿革

(一) 村名由来

据《交城县志》(1994年版)记载:“东社,古代为祀水神坛,元明为截岔地区五社之一,因地在文峪河之东而得名“。

截岔盆地由于水源丰富、农业发达、风景如画,历代流传着“龙门五社赛长安”的俗语,一直至今。“龙门”即有着交城十景之一的西社龙门,“五社”即指龙门下游的东社、西社、北社(沙沟村,古称沙凹村)、中社(曲里村)和南社(南堡村)。

交城名刹玄中寺,位于交城县西北十公里的石壁山上,是佛教净土宗发源地之一,也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图1-10)。

寺内从天王殿通往大雄宝殿的甬道上,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小碑亭,亭中各立一通古碑(图1-11),东边是唐元和八年(813)建立并重修于元至顺三年(1332)的《唐石壁禅寺甘露义坛碑》。此碑碑阴部分刻有”隆门西社众圣院讲经沙门智福,隆门北社寿隆院主明贞,功德主隆门北社申杰、男申伯纶、申伟,男申伯经、申伯绶”、隆门北社李鼐(nài)、男受益,助缘人隆门东社冯子实、王得显、王才显、王才卿、李挥”等。

龙门五社的说法从其碑文上得到了证实,不过,元代”龙门”称为“隆门”,“龙门五社赛长安”应为“隆门五社赛长安”。

查字典:“社,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日子以及祭礼,现代字义指团体或机构”。

据《交城县志》(1994年版)载:“交城乡社制区划始于宋代,大村以家族建社。元初沿袭北宋区划,并正式在各村以50户为单位组织‘劝农立社’“。

交城县在元朝建立(1279)之前的成吉思汉八年(1213)年已隶属蒙古,元至元十五年(1278)属太原路。

元初,北方经过多年战争,田地荒芜,农户饥馑流窜,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针对这种情势,元朝廷放弃掠夺、屠杀政策,大力推行以民为本、以农桑为本的农业民族的思想,《通制条格》的制定也正适应了蒙古民族建立元朝后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这种特殊需要。

《通制条格》卷16《劝农立社事理条画》,就是这种思想转变和政策调整所浓缩成的精华,成为元代农业管理纲领性文件。其最初颁行是在至元七年(1270年),之后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再次颁布,其中记载了元朝统治者在农田、水利、树艺、渔畜、教育、勤惩等一体的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措施。而这一系列农业生产措施及政策是通过元朝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村社来施行的。

《劝农立社事理条画》中规定:“诸县所属村疃(tuǎn),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为一社,增至百家者,别设社长一员。如不及五十家者,与附近分相并为一社。若地远人稀,不能相并者,斟酌各处地面,各村自为一社者听。或三村、或五村,并为一社,仍于酌中村内选立村长。”

村社这一组织的任务就是“劝农”,教社人“以农桑为务”组织和监督农业生产,社长负责组织本社社员垦荒耕作,修治河渠。这种明令要求官员要以督农勤惰而作的规定,很好指导了元朝农业生产的开发和恢复、发展。

元代农村社的编制以自然村为基础,“社”的称呼承自前代。从“隆门五社赛长安“的俗语来看,是否有隆门五社上溯到唐、隋、汉的可能?

东社村名称一直未曾变更过,而东社村内部历来有“东一社、西一社”之分,不知是从元、明、清哪个朝代开始的?

(二) 追溯建村

东社古镇所在的截岔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古老。距离截岔地区直线距离仅6公里的交城县西岭范家庄遗址,便是吕梁市最重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之一;位于区内东部南堡村(即元明五社之一的南社)对面的武元城一带又是新石器文化遗址,“子夏山拴船橛“、”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传说流传至今。

包括截岔地区在内的文峪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据《文峪河志》记载:早在远古已有先民在此与水相依为命,先周即有“注水润田“的传说。

东魏武定三年(545),镇远将军伏兴建横岭村常乐寺。隋唐时期,文峪河上游关帝山的木材主要供应长安、洛阳等地。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yue)隋末便在武元城(水泉滩)合伙开设木厂,经商致富,后弃商从戎,跟随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从此发迹。武元城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关于东社古镇的历史并没有翔实的史料记载,何时建村也无实据可考。根据目前查找到的相关历史资料,古镇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宋元(960-1368)以前,到明代已初具规模(图1-12)。

还是在古刹玄中寺的碑碣和灵塔上,我们找到了目前关于东社村最早的实物证据,时间为1278年,即元朝正式建立的前一年。

在玄中寺东碑房中有三块石碑,《大龙山石壁寺明禅师遗行之碑》、《宣授太原路都録安公行碑》和《宣授上都路都僧录宽公法行记碑》,立于大元国至元十五年(1278)、大元国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贞元年(1295)八月、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分别刻有“东社佛堂院住持广温“、”东社佛堂院住持从颜“、”东社佛堂院主洪来“等。

在玄中寺南塔院的塔林中,有一“宣授太原路都僧录定惠玄中大师安吉祥之灵塔“,在其塔铭中刻有” 东社福堂院住持从颜“,时间为大元国至元二十七年(1290)(图1-13,图1-14)。

当时东社佛堂院是玄中寺的下寺。根据地形推测,佛堂院可能是现在的关帝庙。

在村名由来中所述的玄中寺重修于元至顺三年(1332)的《唐石壁禅寺甘露义坛碑》上刻有“助缘人隆门东社冯子实、王得显、王才显、王才卿、李挥”等。

此碑文中所提到的东社村冯氏、王氏、李氏家族不知何原因,并未衍续至今,明朝后期张氏、解氏、郝氏家族迁徙来后,东社村才逐渐繁衍兴旺、发展壮大起来。

(三) 行政沿革

东社古镇自隋开皇十六年(596)交城建县以来,一直由交城县管辖,仅在1958年11月至1959年8月的10个月间划归汾阳县、1971年5月吕梁建立地区时至1984年1月的12年间伴随东社公社划归文水县。

明清两朝属米东都、西南都;1917全县划为四区,三区辖西冶川、屯兰川、原平川、截岔等18村,区公所设在水峪贯村;1940年5月抗日民主政府将全县划为七个区,六区驻曲里,辖截岔各村;1941年底,交城县划为交东、交西两个县,交西二区驻东沟村,辖野则河以下开栅以上19个自然村,但其区域被日军占领,并在东社设立据点和敌伪三区政权,实际控制。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9月,交西、交东二县合并为交城县,县政府驻地沙沟村,划为7个区,三区驻东社,辖截岔和西冶川各村。

1948年7月,交城全境解放,划分为八个行政区,三区驻东社,辖行政村21个,自然村47个;1953年8月,全县改变区划为68乡一镇,三区撤销,东社、塔上、阳湾、庄头、苏家岩归东社乡管辖,乡政府驻地东社;1956年夏,全县乡镇合并为27乡,东社乡管辖截岔地区各村,乡驻地东社解先祠堂(图1-15),本村称为东升高级社;1958年8月,人民公社与乡政权实行政社合一,东社村先归周平、钢铁人民公社,旋即11月交城并入大汾阳县,东社乡成为大管理区,划归开栅卫星公社;1959年8月13日,汾、交、文三县分治,恢复原县制,本村属钢铁公社管辖,公社驻地从水峪贯移置东社;1961年划全县为14个公社,公社下设大队,大队下设生产队,东社公社驻东社,辖截岔一带17村,16个大队;1963年,东社人民公社移驻西社村;1984年东社人民公社改名为西社镇,东社村归其管辖。

东社作为政治中心的时间并不长,不到20年,但特殊之处在于其优越的区位和险要的地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交城县抗日政府(1937年12月在东社村关帝庙成立至1938年6月,常芝青任县长)(图1-16)、文水县抗日政府(1938年4月-1939年底,顾永田任县长)均在东社镇驻扎过,战动总会、工卫旅、决死队、阎军骑兵第一军第一师、晋绥八地委、八行署、八分区等也曾驻扎和活动于东社及截岔地区,华国锋、程子华、罗贵波、贺龙、康世恩等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都曾工作或转战于这里,周平(晋绥军区山西保安二区第一支队支队长)、吕怀忠(晋绥八分区副参谋长)等革命烈士埋葬在这里。在这块土地上,还发生了红军东征开仓济贫、震惊山西的“东社事件”、1944年9月30日晚的“东社战役”、1947年3月1日的“黄崖战役”、1946年2月召开的“交城县参政会”(图1-17)等重大事件,拥有十分宝贵的红色资源。

(四) 村落演变

古代,文峪河流量很大,河面宽阔,盆间河谷多为河床,土地极少,这从东社村村落及耕地大部分覆土不足1米,底下全为砂砾石可知。早期先民的居住建筑只得分布在卧龙山脚下的高处,即今天的村中街以北,规模较小,历史最悠久的庙宇——关帝庙(即元代的佛堂院)便矗立于最高处。当时的村中街只是村落外侧的官道即现在的过境公路。

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的拓展,村落沿山脚向东西两侧延伸、拉长。后来,随着水利设施的新建,农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清代、民国期间商业活动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古镇吸引力、辐射力提高,人口集聚,数量激增,商号和店铺形成了村中街两侧的商业建筑群带(图1-18),经济条件好的居民便迁到村中街南侧平地,还是沿东西条带发展,形成了新的居住区,这从老人们传说的民国期间南侧的商业、住宅用地还需交粮纳税也得到证实,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东社古镇的基本格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村落遭到战火摧残,房屋及公共建筑毁坏较多。

据《交城县志》(1994版)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当时是商业最辉煌的时候,东社古镇属第三区,有村民145户,约700人左右,占地约5.2万平方米(75亩);由于战争的破坏,商业的严重凋敝,到1949年时人口733人,停滞原数,未有发展。

解放后政通人和,生活安定,人口增长,特别是1959年文峪河水库新建移民后,东社古镇人口1960年突破1000人;然后逐年繁衍增长,2000年达到最高的1661人,其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控制和城镇化的加速、人口的流动,到2012年,人口递减为1454人。

在此期间,1979年前,古镇只新建了一些公共设施和村办企业,且规模都不大;1979年、1985年、1998年、2008年集中进行了四次大的住宅建设,扩展了村落建设用地,面积剧增到2012年的14.52公顷即217.75亩,比解放初期净增了1.8倍。

(五) 影响因素

东社古镇靠山面水,处于截岔盆地之中,土地肥沃平整,气候适宜,宜于发展农业生产,为小农经济下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需的资源,适于居住。当地丰富的水力、石灰石资源,可充分满足建设水磨、水泥厂,形成粮油加工、建材工业基地的需求,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古镇人口众多,交通区位优越,行政地位重要,因此村落的形成演化历史区别于常见的、单一姓氏的自然村落,为东社后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本。

清代、民国特别是抗日战争前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社古镇粮食加工、交易和商业服务业空前兴盛,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对于村落结构的维持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浓重的商业气息对于村中街的形成及演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口涌入东社做工谋生,购房经商,长此以往定居人数逐渐增多。经济的繁荣以及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城镇规模的扩张,而且村落的拓展必然是沿商业街开放式的布局,这是商业性村镇的共性特点。

东社古镇还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重视科举教育,村民耕读传家。历史上举人、拔贡者或是外地富商在古镇大兴土木置办产业,购地购房,形成了独特的儒商民一体的居住空间。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商业的兴旺,东社村逐渐形成了张、解、郝三大家族姓氏体系及其后崛起的石氏、贾氏家族,家族成员比邻而居,这些规模较大的家族院落、商业大院(前店后宅)的形成对于古镇的整体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与晋商大院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是祁县、平遥等晋商把持着东社古镇的资本和主要的粮油贸易,本地居民经济有限;其次古镇是以杂姓聚居的村落,虽有三大姓氏,但由于商业的关系,家族势力并不十分突出,较大的家族封闭院落并未形成,而是以分散、开放为主。村落的社会活动以村社为主,家族为次,古镇分为东一社和西一社,东头和西头各成体系,如都有各自的戏台、庑殿和观音堂等等。

图1-10 交城名刹玄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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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右侧为《唐石壁禅寺甘露义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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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光绪八年版交城境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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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玄中寺南塔院的定惠大师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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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定惠塔铭中刻有“东社佛堂院住持从颜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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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解先祠堂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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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交城县抗日政府在此关帝庙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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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1946年2月交城县参政会在东社天主教此教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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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村中街古商业街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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