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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社博客

山西省交城县东社村村志资料汇集

 
 
 

日志

 
 

吕保国:东社古镇之建设春秋(11)  

2017-01-02 17:22: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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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社古镇之建设春秋

(十一)

吕保国


2、 秧歌戏

东社古镇的秧歌戏源于祁太秧歌,是晋中秧歌泰斗交城县西营人薛贺明(艺名“圪抿壶”的正宗嫡传。由于受地理、环境、人文、语言的影响,逐渐本地化、民俗化、生活化。

祁太秧歌由地秧歌、踩街秧歌发展而来,是登上舞台戏剧化后的秧歌,但结构短小简洁,语言幽默风趣,演员情绪化、生活化、地方化,表演质朴简约。由于多反映凡人琐事,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而盛传不衰。(图1-104)

祁太秧歌是属于民间自编自演的小曲、杂说、歌舞、戏曲的综合体艺术。或一剧一曲,或一剧多曲,曲调优美动听,语言生动活泼(在句尾押祁太方言土韵,是祁太秧歌的特色),内容多以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劳动爱情、家庭伦理、社会风尚、传闻轶事、日常生活为主,情节简单,唱词多为排比句式,舞蹈动作活泼多样,表演质朴粗犷,很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由于真实反映人民生活,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秧歌戏艺人多为农民组成,农闲则聚,农忙则散。搬一对碌碡、搭一块门板皆可成舞台,放一张桌椅、立一个幔帐即可成道具,抹一点胭脂、穿一身古装即可谓化妆,一套武场乐器、一把胡胡即组成乐队,建一个小圈、组一个班社都可演出。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

东社古镇是商业重镇,晋商活动频繁,清末和民国时祁县、太谷、平遥的商人对祁太秧歌在东社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游如俊、韩旺编写的《东社舞台秧歌发展的几个阶段》、郝立明编写的《我们村的三代秧歌史》、马德编写的《老家的秧歌班》等,结合在村中的调查采访,现将东社古镇秧歌戏的发展情况整理如下:

(1)民国初期

民国初期,据说当时村内有文艺爱好者自发组织、自娱自乐的文艺团体,叫票儿班,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自乐班。乐器按现代来说有文场,即三弦、四弦、胡卢、二股,还有武场的打击乐,即板、大锣、铰子、铰钹、手锣、木头。人们无论在冬季或夏季,只要闲着就自动聚在一起拉的拉,打的打,心情之愉悦,无法言表。我村有天奉儿、甲戎儿、玉成则、根毛儿、比包三、冯德玉一家共十来人组成,并且文武场无论打击乐,还是管弦乐,拿起那件都会,精通与否,每人都有一手。

(2)民国中期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商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需求,必然推动古镇的民间文艺。东社村商铺的许多掌柜和店员不仅有许多是讲述评书的高手,而且还有许多人粉墨登场。于是东社秧歌班应运而生,班主为解正喜,请的师傅是西营人薛贺明,艺名叫“圪抿壶”。“圪抿壶”也由此与东社结缘,成为东社的女婿。

薛贺明(1896-1951),小名明只,艺名“圪抿壶”,交城西营人(图1-105)。他幼年家贫不济,无力求学,仅读私塾两冬,从小酷爱文艺,18岁投师于广兴张万全,学习祁太秧歌,专攻丑角,兼演生、旦、净、末等角色。出师后,曾多年与祁太诸多名老艺人搭班演出,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技艺精湛,轰动晋中。

薛贺明艺德高尚,认真做戏,一丝不苟,临场演出之前都要独自酝酿情绪,做好充分准备,演出中不抢戏、不抢台,与同台演员配合默契,并常给同台演员救戏。一次演《借妻》时,另一位演员将“黉(hóng)门秀才”误道成“黄门秀才”,观众此时听出其错,准备喝倒彩。薛贺明及时接道:“你就是变了颜色,本官也认得你是黉门秀才”,一句唱提醒了演员,该随口纠正,观众为薛贺明的急才补戏,满场鼓掌叫好。诸如此情,举不胜举。

薛贺明做戏一举一动诙谐幽默,都有艺术魅力,同时功底也很深厚。在演“顶灯”时,黑叫驴打滚,连打十八滚,头上顶的油灯却平稳不动。

薛贺明构思敏捷,很多杂仄(快板书式的曲艺节目)都是临场发挥,出口成章。他虽说话口吃,但一上台,咬字清晰,上口铿锵,结尾加快速度时,打板的都要出一身汗。他自编自演过许多深受群众欢迎、充满乡土色彩的“杂仄”。其中“塌戏院”、“打太原”、“吃死人”、“游交城”等杂仄,“游全球”、“游全国”、“游全省”等唱段是他的代表作。他成为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秧歌著名丑角。

在民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多亲昵的称他为“圪抿壶”。“圪抿壶”广为传艺,精心培养秧歌人才,他的徒弟遍及晋中一带,成名的徒弟甚多,有名的卞全全(艺名保险灯、手把电)就是他的徒弟之一。

“圪抿壶”生前生后对秧歌界的影响力非常大,能编能导,

可以说是秧歌界的一位天才的表演艺术家。他不仅在演出中和观众“滚”在一起,更在人格上情趣相投,人们爱他的演技,更爱他的品德。

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圪抿壶”对祁太秧歌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受到了县里的表彰,并当选为交城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51年,中央文化部两次发函调他赴京,但信至西营,为时已晚,这位多才多艺的秧歌名人已于当年8月21日病逝于故土,年仅55岁。

东社成立秧歌班时,正好薛贺明刚从广兴张万全师傅那儿学艺出师,便在入冬后被请来古镇执教,地点在现秦铁锁住宅处(好像原为贾氏房屋)。他年轻聪明,记忆力极好,因文化低,传授都是采用口传方式。每当教完肚子里的曲子时,便到广兴师傅那儿三五天,学下几出回来再教,就这样轮番排练。他虽有点腼腆,但善于构思,认真传艺,一丝不苟,无所保留,很快就将秧歌班闹的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经过整整两冬天的排练,东社秧歌戏从无到有,演员迅速进步,水平陡然提高,名声豁然敞亮。

通过排练,东社秧歌班当时能出台的剧目有:《当板箱》、《四保儿拦工》、《十二花》、《大观灯》、《四骗》、《起解》、《代满月》、《教学》、《度妻》、《算帐》等十来个剧目。等秧歌戏在东头、西头戏台一亮相,演员那灵活的身段、传神的表情、到位的动作,活灵活现地把剧中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引人入胜的情节更博得戏迷们的笑声与掌声,群众争相观看,红极一时。(图1-106)

当然啦,严师出高徒,“圪抿壶”在古镇教的徒弟也很出色。当时村内有解德懿、解德泰、解德温、郝玘家、武高魁、张诚恭、张诚庆、挂成只、郝玘肥、解生和、解生为、韩玉年等,在演出中无论在唱腔还是动作表情,各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演技。

在秧歌戏中,解德懿扮演丑角,插科打诨,动作滑稽。他曾跟随师傅“圪抿壶”在汾阳县演出,获得“玛瑙丑”的艺名,每逢中午,村里的有钱人总要请他赴宴。《换碗》这一剧目成了他的代表作,剧中罗全(琼)挑着担子沿街走巷的绝技是他平时日夜苦练岀来的。后来他曾多次外岀任教。(图1-107)

戏中,解德泰(二板头)饰演青衣旦,着重唱功;郝玘家(三狗儿)为彩旦,解德温(毛有儿)演小旦。解德泰功底深厚,嗓音高亢激昂;郝玘家做工扎实,表演夸张风趣,台步走的栩栩如生;解德温年青白净,扮相俊俏,嗓音圆润,将少女的娇态演的惟妙惟肖。这三位都以自己的演技见长,故在截岔地区留下了“三狗儿的走,二板头的吼,毛有儿的奴(撒娇)”的佳话,让人津津乐道。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演出中,他们还有一出鼓道门就能让观众叫好的功力。

后来“圪抿壶”演艺持续提升,得到了交城县乃至晋中一带观众的青徕,声誉不断扩大。他也不时回东社指导秧歌班和演出,并经人说合和古镇郝广×(立门子)、宋子叶之女结婚。

据说,薛贺明在演秧歌戏《换碗》中将岳母编在里头,至今成为我村的笑谈,其中开头几句是“家住山西太原府,我的名儿叫圪抿壶,丈母(岳母)他是个毛大姑……”。从此以后,“毛大姑”成为其岳母宋子叶的绰号。

东社秧歌班在才华横溢的“圪抿壶”师傅言传身教的指导下,渐成气候,曲目不断增加,演艺持续进步,经常出外演出,第一代秧歌班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抗战爆发,东社商业败落,秧歌班也随之解散。不过在解放初期,那时的年青人还能见识到东社秧歌风采的余韵。

当时的文武场是由过去村里的票儿班转换过来的。武场由张有元、解如福、张富银、解德懿、张殿宾等组成。张有元一生酷爱打板(鼓)从不间断,外村唱戏都要请他去,是不可缺少的人才。文场以张天福、张天凤、武夺魁、解德新等组成。

在那时,一到冬闲月,秧歌班主拣个宽敞的房屋,准备些茶水、小吃之类,边吃边说:“凡是今夜叫来的都是爱好文艺的,今冬排练,烧的、点的我班主一概负责,但也得有个规矩,如每夜敲第一次锣准备来,第二次锣就应来到,第三次锣不来轻者罚煤油半斤,重的罚冬季烧点,如果大家没有意见今后就遵照执行!”。筹备会议结束时,每人吃一碗有肉、豆腐、山药的简单饭菜,那时叫吃“芡子”。吃了“芡子”那可就由不得你了,每晚必须来排练,必须在班社参加到底。那时的纪律,班主以身作则,严格执行规矩,演员自愿学习,故违犯之人很少。

到1946年东社秧歌班再次成立,班主为张建通。队伍进行了再一次组阁,老演员因故退出,又增加了不少新的爱好者,有解来大、二包袱、张添亮、三保儿、郝吉才、武永义、张增福、二过计、张永华、张  敏、石德则,王长大(王学礼)等。

(3)建国后

1954年,凭着东社人对秧歌艺术的热爱,班主张建通重新张罗成立了秧歌班。演员经过吐故纳新,又新增游如俊、张国楷、杨景谦、闫玉卿、张列英、张爱莲、郝乖兰、海金妻、张反英、张士俊、解德昌、张福成、张贵生、张存孝(秋则)、张建达、马崇林、解梅三、张甲戌、张步裕、解登发等,当时请的师傅是温家寨的温耀高(艺名“文明丑”),地点在庑殿(图1-108),排练有《开店》、《算帐》、《断料则》、《写状》、《西河院》、《四骗》、《清风亭》、《逃难》、《踢银灯》、《切草帽》、《上包头》、《回家》、《代满月》等剧目。县文化馆张有洛、西营卞全全(艺名手把电,“圪抿壶徒弟”)在东观音堂,还教二人台剧目《五哥放羊》、《打樱桃》等,丰富了舞台艺术。这些剧目演出后很受群众欢迎。从此,结束了男扮女装的历史,妇女第一次登上了秧歌舞台,并大放光彩。这样村里形成了秧歌热,村民争相参与,蔚然成风,留下了“唱秧歌包了头,找个对象不发愁”的民谣,流传至今。

1964年春节,村民的生活刚刚好转,古镇便在戏场院庑殿前搭起舞台(因戏台安上窗户改造成跃进室),邀来四方邻村爱好者同台献艺,给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舞台对联是这样写的“你爱晋剧我受秧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说好就好说赖就赖好赖要唱三天”。老一辈秧歌艺人又登上了舞台,解德懿、解德泰、张存孝三人演出《二娘写状》,风采不减当年,就连回乡探亲的王学礼、郝吉才也登台参演。精彩节目还有阳湾王满生和王保儿演唱的《割田》、塔上翟亨建夫妇合唱的《回家》,演出竟持续七天,一直延续到元霄节过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70年代末,文艺解放复兴,人们又自发组织起秧歌班,多才多艺的游如俊当了师傅,并参加演出,扮演不同角色。从小酷爱文艺的张国楷,成功塑造了《写状》中贺一宝的形象,把个写状先生表现的活灵活现。演出中还邀来三道川四十亩地村(东社“庄子”)的赵秃则师傅切磋技艺,苏家岩村的秧歌也在我村登台献艺,互相交流。

在此同时,秧歌班招收了新鲜血液,他们有张续旺、张国强、张润锁、张卫生、解国平、刘虎林、解永平、冯三小、冯四小等男青年和女青年成翠萍、张列桃、张小平、张凤娥、张春环、张金仙等,排演了不少曲目,将《开店》、《踢银灯》、《上包头》、《回家》、《卖绒花》、《当板箱》、《算帐》等十几个剧目重新搬上了舞台,传承了秧歌戏艺术。

1996年冬,东社古镇又组建了秧歌剧团,由张增禄当团长,游如俊当导演,购置了戏箱,置办了服装道具、配齐了音响设备。文场有武自安、武自全、武俊兵、李虎儿、贾三儿、王来大,武场有王秉元、武如耀、张来根、张永堂、张国强、吕保明、贾三儿、张二万、张富、张贵等,文武场齐备。演员有郝凌峻、张拴大、冯三小、张太保、解利成、吕代成夫妇、苗春莲、禇崇花、翟继红、刘玉环、程桂环、成翠平、张学芬、周秀莲、张凤娥、闫金仙、马丽梅等。

由于游如俊心灵手巧,爱好文艺,又有亲身演出之经验,故在排练中对每个演员的每个动作、表情要求很是严谨。他晚上指导排练,白天在家整理及校正每个旧有剧目的唱词,对于过去污秽之词句经加工推敲,改变后词句文明、朗朗上口。期间还邀请原晋中秧歌剧团导演、西营村的张增福来我村任教,丰富了秧歌剧目和技艺。

这次秧歌班经排练后,能上台演出的剧目多达四十多出,有《送情郎》、《打花鼓》、《送樱桃》、《卖胭脂》、《切草帽》、《上包头》、《送丑女》、《古董借妻》、《大割青菜》、《踢银灯》、《开店》、《唤小姨》、《西河院》、《西瓜缘》、《奶娃娃》、《劝吸烟》、《逃难》、《回家》、《宝通起解》、《算帐》、《柜中缘》、《打冻璃》、《做小衫衫》、《大吃醋》、《拐姑子》、《墙头记》、《卖绒花》、《洗衣计》、《割田》、《挑簾》、《偷点心》、《当板箱》、《扯被阁》、《清风亭》、《游铁道》、《不见面》、《五秃闹洞房》、《吃招待》、《待满月》、《偷南瓜》、《换碗》、《断料只》、《寒节泪》、《烧窑》、《十家牌》等,经过排练未曾上演的有《小姑贤》、《墙头记》、《写状》、《四骗》、《捡麦根》、《挑女婿》、《十八相送》等。

经过三个月的排练,春节期间,秧歌剧团给众乡亲进行了汇报演出,吕代成夫妇演唱的《游铁道》特别引人注目。由于演出成功,剧目七场不重复,邻村纷纷接洽演出,为此受村支部、村委委托,由师傅游如俊带领去南堡、西社、沙沟、大岩头进行了友谊演出,并经邀请去水峪贯镇官庄村、中西川寨则村、交城县梁家庄村登台演出,深受观众欢迎。后因故夭折,从此以后,再无起色。(图1-109)

这一次,结合《东社村志》的编纂,游如俊将他亲手抄写、多年珍藏的近50曲秧歌剧本提供给了编委会,作为东社古镇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这位老艺人做出的又一大功绩。(图1-110)

关于游如俊,我们村张文泉有这样的表述:

我们村的能人——游如俊

提起游如俊,全村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上年纪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能人。他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打得也是呱呱叫,顺口溜在他嘴里简直就像变戏法似的,一串一串的。文革时期他能刻毛主席的头像印,后来刻月饼印。扭秧歌、闹红火更是行家里手,登台演出,不论生、旦、丑角都演啥像啥,栩栩如生。

正月是农村演戏、闹红火的季节。记得有一年唱秧歌《偷南瓜》和《当板箱》,他演完了《偷南瓜》中小偷的乖巧伶俐后,接着又扮演《当板箱》里的老板娘,老板娘的刁专、刻薄、调情,惹得台下一片叫好。看戏的婆姨们也脸红的私下窍语:“呀个鼠牛儿,什么话也能努,什么也能做。”其实这就是他的才气,他能离开剧本的台词或动作,自己临时改变,给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扭秧歌他是行家,他左手拿伞,右手拿一个响连环,环铃一摇,跟在他后面的腰鼓队便齐唰唰一齐敲响,随着他的指挥,腰鼓队变着各种各样不同姿势,敲着相同的鼓点……。他还带领秧歌队挨家挨户给村民们拜年,他能根据不同的家庭、家境,随口编出顺口溜形式的祝福。临别,每家根据自家的力量,送给他们香烟之类的酬谢礼物。开始人们都给的不多,他竟想出了一个绝招,将每户的礼物,按多少出榜公布,排到后面的人家觉得脸上不光彩,从此人们就不敢再小气了,秧歌队的收获也丰富了。这一招真绝,同时也促进了秧歌队伍的壮大和发展。

谁也说不清他肚里装着多少墨水,只知道他的“鬼话”特别多。我们村有两个人,一个叫贵东儿,一个叫张继贤,但两人都有同一个外号“夜壶”。贵东儿有个五儿子,有些智障,他常逗五儿玩,就编了个顺口溜教五儿念:“铜铃铃,铁盖盖,东社的夜壶一对对,前面嘴嘴,后面系系(手柄的意思)。”贵东儿见了如俊就骂:“你不是个东西”,如俊也是打个哈哈算道歉了。

几十年不见他了,想他也是有八十岁了吧。衷心祝愿他童心不老,身体健康!

东社古镇经过几代秧歌人的共同努力,得到“圪抿壶”、“文明丑“、张有洛的真髓,秧歌戏演得精彩纷呈,成就斐然。虽经日寇侵占、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短暂停顿,但精彩的表演、丰富的唱腔、优美的曲调,世代相承,历久不衰,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直到本世纪初,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和开拓进取的新编曲目。

可惜的是,断断续续近百年的东社秧歌戏演唱盛景竟没有发现一张遗存相片,真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找寻到它的踪迹。

由于受多元文化娱乐的影响、城镇化建设村内人口的减少等多方面的原因,东社古镇秧歌戏的传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生存发展面临濒危的状况。老艺人逐渐进入老年或离我们而去,许多演出技艺已经失传,演出人员出现断层,年青人更喜欢现代日新月异的娱乐方式,原本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的秧歌艺术正经受着生活节奏变快、信息瞬时到达、思维与时俱进 、选择多样性的冲击。

东社秧歌堪称地域文学艺术的瑰宝,是古镇人对本土文化难以割舍的情节,如何保护、传承和发展它,对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旅游开发和历史文化名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保护意味着它在衰落,传承意味着它仍有生命力。

图1-104 祁太秧歌演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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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5  薛贺明(圪抿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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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6  东社古镇西头戏台——秧歌戏演出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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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7  老艺人解德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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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8  东社古镇西头庑殿——秧歌排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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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9  1999年正月十五东社秧歌剧团在交城梁家庄演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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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老艺人游如俊留存秧歌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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