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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社博客

山西省交城县东社村村志资料汇集

 
 
 

日志

 
 

马德:先父马玘彪传  

2017-03-27 18:10: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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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先父马玘彪传 - 东社老乡 - 东社博客

父亲1985年留影


先父马玘彪传

作者 马德


一、贫寒身世

先父马玘彪(1899—1990),又名马聚宝,是先祖父马旺维的次子。

先祖父为庄头村(原属山西省交城县东社乡,1958年划归文水县开栅镇管辖)人。庄头村位于子夏山北麓,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先祖父家境贫苦,弟兄三人(祖父排行第三),均以下窑挖煤为生。先祖母侯氏,沙沟村人,勤劳聪慧,善于持家。为了谋生,清光绪十七年(1891)祖父举家迁往距庄头村五华里的东社镇。东社地处截岔盆地中心位置,是太原盆地通往黄河碛口船运码头的门户,也是交城山林区木材运输文峪河水路的必经之地,铺面林立,商家云集,是交城县最富庶的村镇。先伯父时年两岁。清朝光绪二十五年(1899),父亲在东社村出生。

迁来东社后,祖父仍以下窑为业。因其在采煤行当技艺高超,被西社富家矿主雇为窑工把式,佣金颇丰。先伯父虽然年轻,却早已懂得养家糊口的责任,加上勤快懂事,经常帮着东社镇上商家干事,常有零星收入补贴家用,兼之内有先祖母操持有方,一家人生活还算衣食无忧。

天有不测风云。1906年,刚刚五十岁的祖父下窑时遭遇瓦斯燃爆,不幸身亡。当时伯父(马玘肥,又名马保大,马子溪)十八岁、姑姑(马二女,成人后嫁到大岩头张家)十五岁、父亲(马玘彪,又名马聚宝)八岁、叔叔(马子良,又名马玘有,马聚有)仅三岁。当时的东社马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全家人全靠祖父下窑的工钱度日。祖父突然离世,实乃塌天之祸,本来就不算富裕的劳工家庭,一下子陷入失去生活来源的贫困深渊。

面临困境,当时老家长辈和东社本村邻居提议伯父继承祖父去下窑挣钱,事实上,这也是窑工人家的唯一出路。但是年仅十八岁的伯父却有更深远的思虑。他对先祖母说:“下窑虽然能挣点现钱,但是那是一份用性命换钱的危险营生。万一我也有个三长两短,两个年幼的弟弟就成了孤儿,能不能长大成人都难说,更谈不到将来成家立业。如果这样,咱马家可就断了香火了!”

伯父从十八岁就挑起了养活五口之家重担。除了租种一些土地,伯父经常在东社集市上为粮商帮忙。或兜揽生意,或刮斗过秤,由于机灵勤快,很受商家赏识,所获报酬也可供全家勉强度日之用。

先父八岁失怙,从此也帮着先伯父承担家务,每天完成兄长交办的营生:一是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到村里村外的大路上捡拾牲口粪便,积攒后卖给农户做肥料使用;二是每天上午到村里的灰渣堆上捡拾煤核,供全家烧饭取暖之用;三是下午镇上集市收市后扫拾交易场所抛撒的粮食,补贴家用。据伯父生前讲,父亲小时侯从不偷懒,三项营生做的都很出色,小小年龄便成为兄长的得力帮手。

二、创业人生

父亲十多岁后,即跟随村人赶着毛驴驮煤炭到平川地区销售。卖煤的营生很苦,毛驴驮煤,人并不空走,也要用“捎马子”(也称褡裢,一种搭在肩膀上的口袋)背几十斤甚至更多,而且要常常起早摸黑奔波于山间小路。某冬天,冰雪封山,父亲曾经在崎岖山路上连人带驴滑下深渊,昏死过去。

民国五年(1916),伯父二十八岁开始自立经商。他受东社多家商户委托,到古交的屯兰川岔口镇和静乐县的娄烦镇设栈经营羊皮和粮食购销业务。先父时年十八岁,在其兄长安排下,也挑起货郎担,到百里之外的西山地区干起了走乡串户的买卖,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小本经济生涯。

父亲经商的区域最初是在古交的屯兰、原平、大川一带。这一带是有名的米粮川。土地集中在少数大户手中,这些大户中不乏在交城全县有名的老财和乡绅。有老财就有贫农,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父亲都视之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尽心竭力为他们服务。不过,对待这些贫富不同的客户,父亲的经营策略各有区别。

对于大户,父亲的买卖坚持现兑现交易,但是货款不收现金,只折收粮食。大户不缺粮食,但在当时的经济社会,因为商业不发达,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不是很充足,现金相对短缺。而且老财虽然粮多,但是如果把粮食出售后获得现金,然后再用现金购物,在卖出粮食和买入生活用品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两次交易成本,这对拥有大量粮食的大户是不合算的。所以他们很愿意用粮食作为等价物来买东西。而且因为他们粮食充足,所以出手大方,从来不赊不欠。通过这种现兑现的交易,不但把交易风险损失降到了最低,而且父亲把卖货收到的粮食运到东社镇上再转手卖给粮商,又能赚取差价,等于两头做了买卖,并且获得了进货的本钱。事实上,父亲向商家进货时,因为是本村熟人,名声又好,信誉度高,多数是赊账。把赊账进货换来的粮食出售,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是无本求利。

对于小户人家,父亲做买卖则以方便客户、关心乡亲为原则,销售货款一律赊欠,年终结算。父亲从小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但是记忆力超群,他在山区走乡串户卖货,凡是顾客有需求的缺货,哪怕是针头线脑,他都会牢记心间,下山后会千方百计找到货源,并力求尽快送达。

信誉是买卖人立足之本,而父亲则更以诚恳待人。无论对穷人还是富人,父亲做生意都把对顾客负责作为第一信条。不仅童叟无欺,价格公平,而且进货从来就十分讲究信誉和质量,以采购水果为例,梨总是进忻州地区的香水梨,葡萄总是进崖底村黄崖沟一掰两瓣不滴水的奶葡萄。烧酒的货源是临县碛口,而且从碛口进货,向来选的是大户窖藏的名酒。为保证质量,父亲每次进货不仅产地不变,就连产户都不变,对发货、装货都十分小心在意。这样父亲在交城北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越做越大,越做信誉越高,后来竟然把生意发展到方山、兴县、临县、静乐一带。

父亲做生意,不仅讲“诚信”,而且讲“亲和”。父亲的生意之所以能做到哪里红火到那里,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讲故事。东社村商家众多,竞争激烈,不少商铺以赞助或举办文化活动作为扩大影响、招揽顾客的手段。每逢过节或庙会,商家往往竞相请班子唱戏、闹秧歌。平常,许多铺面会在门前摆下凳子,备了茶水,请人说书讲故事,有的则是商铺的经理或伙计亲自讲说故事。父亲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听过的故事不少,加之记性好,脑子里一段一段的故事熟读如流。他后来自己做生意,每到一处就给人们讲故事。山区农村缺乏文化生活,所以父亲的到来总是给寂静的山乡带去欢乐,他成为山区乡亲最受欢迎的人。所以他的东西自然也卖得也快。听父亲生前说,他到了古交一带的山村,不等摆开货摊,人们早就围下一群了。老乡们给他端茶倒水,催着他讲故事,卖东西的事情自有村里的热心人帮忙照应,根本不用他操心。故事讲完,东西也卖的差不多了,帮忙的人给他一一清点:谁家买了什么,谁家想买什么,什么还剩多少,交代得清清楚楚。父亲不识字,不会记账,但他有极强的记忆能力,他的“账本”全会准确无误地记在心里,从来不会有误。

这样父亲在古交一带(当时属于交城北部山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越做越大,越做信誉越高,规模也由原先的货郎担发展为后来的骡马驮运,经商范围发展到方山、兴县、临县、静乐一带,在这些地方的扎庄点是圪洞、马坊、白文镇、娄烦,总庄点是岔口,由伯父掌控。父亲跑生意的能力很受伯父赏识,伯父生前这样评价他的弟弟:“不要看他平时言语不多,做起事来心里亮堂堂的,挺有主意也挺有办法,从不拖泥带水干糊涂事,生意场上的上家与下家都把他当成自家人。更称奇的是他有‘牙倒算’一口清的本事和一个好的记心,赊出去的帐半年一载都清清楚楚,我是一月找人帮他记一次帐,年底讨帐时从未出过错。可惜没念书,要是念上几天书那还真是个人才。”

伯父和父亲经营的生意,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支撑起了东社马家的门户,也确立了马家弟兄在东社镇上的名望和地位。

三叔则是幸运的,他虽然三岁失怙,却得到兄长的关爱和培育。在衣食无忧的家境中成长起来的叔父,并没有像父亲幼年一样去捡碳、拾粪,叔叔从七岁进西观音堂学堂上学,十五岁时,伯父就送他到娄烦一家商号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就顶上生意,后来就成为这家商号的掌柜。

1927年,东社马家兄弟在寸土寸金的东社镇村北卧龙山脚盖起了独门独院的马家大院,标志着从庄头迁移到东社的马氏家族彻底告别了无房无地的贫困境地。在大院的门楼上,有一幅砖雕的门匾,上面刻着三个醒目的大字:“图自强”。这三个字,是伯父口授,请人书写,由父亲亲手雕刻的。门匾上的这三个大字,不落俗套,不示炫耀,是东社马家老一代开拓者改变命运的誓言,也是对马家子弟的告诫,也是东社马氏家族代代相传的祖训!

成家立业,是中国传统社会男子汉必经的人生使命。但是对于曾经遭遇最贫困的人生险境的父亲这一代人来说,不立业何以成家?这是穷人命运的悖论。尤其是伯父,尽管出身寒门,但是凭着他出众的才干,在年龄尚轻时娶妻生子是有能力实现的。民国七年[1918],伯父三十岁时定亲,到女方年满15岁、达到当时的成婚年令时,好多亲朋好友都力劝伯父完婚,但伯父不同意,他说:“俺爹去世早,长兄如父,我得把弟弟们的事都办妥,然后才能办自己的事。”

修建马家大院的工程启动之后,伯父很快张罗给托人给两个弟弟说亲、定婚,并在1929、1930两年期间就相继把兄弟三人的三桩婚事全部办妥。父亲和叔父的婚礼都有花轿鼓乐,隆重排场;最后完婚的伯父却只是一头毛驴娶亲,而且这时候的伯父已经四十一岁,为了两个弟弟的成长,为了整个家族的命运,伯父付出了自己整个的青春年华!

马家大院的落成,马氏兄弟的完婚,意味着马家老弟兄三人在东社打下了根基,站稳了脚跟,家业和生意前程在望。由于日寇入侵,世事动乱,父亲一辈振兴家业的前途遇到了不可抗拒的阻力,但是三位老弟兄的才干,人品,在东社镇乃至整个交城西山、北山地区已经早有口碑,这是东社马家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人格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多年经商的古交屯川地区成为晋绥边区八分区的驻地,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物资严重短缺。受抗日政府的动员和爱国精神的鼓舞,父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寇占据的交城县城贩运货物,穿越封锁线,为后山的八路军和抗日机关供应必需的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深得抗日政府的信任,广受根据地军民的赞誉。

三、高风亮节

父亲为人正派,处事公道,乐于助人,深孚众望。解放以后,父亲被推选为交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担任过东社村村长(1952年至1956年)和东社农业合作社社长(1954年至1956年),是东社乡信用合作社创办时的第一任主任。

父亲一辈子受过大难,吃过大苦,却硬硬朗朗地活了九十多岁;老人家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普通农民,在村里是德高望重的老者,在家里是身教胜于言传的慈父,所生六个子女,个个刻苦好学,全部获大学学历,孙子辈则更上层楼,有一半是博士、硕士,其中不乏专家、学者。父亲的高风亮节,在村里有口皆碑,在家里更是后人楷模,值得一书。

1、一身正气

六十年代初期,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出现了两股风气,一是小偷小摸--主要是指偷集体的庄稼,当然不是大张旗鼓,只是在上地收工的时候,顺手牵羊地摘个仨瓜俩枣地藏在衣襟里带回家充饥;二是开垦小块地--当时的土地全是集体耕种,人们就在荒坡荒滩开垦一点小片土地种一些瓜菜杂粮渡荒。开始也是偷偷摸摸地种,后来有了政策,报纸上还号召人们“刨个坡坡,吃个窝窝”。父亲是开小块地的积极分子,但是决不小偷小摸。他开的小块地,一律种的是南瓜,每个南瓜上一律用指甲刻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南瓜长,字也长,十分的显眼。父亲为什么要在南瓜上写名字?他要让家里的孩子看清楚:不是自己种的南瓜,决不往家里拿,尽管他那时饿得两腿浮肿!

当时父亲担任生产队长。有一年春耕播种,队里种谷子时剩下几十斤谷种,当时一位生产队干部想把这些谷子私分,并企图拉父亲下水,遭到我父亲的严厉斥责和制止。

2、人心有够

1979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全国第二次普调工资(第一次是1977年)。我和我爱人在1977年那次都涨了工资,这次没有再调的可能,心里也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回了家里也难免要谈论调工资的事儿。

父亲听了问我:“儿子,你一个月拿人家多少?”我告他说多少多少。父亲又问:“够不够花?”我想了想回答:“也够了。”父亲说:“咳,够花就行了,可不敢再要人家的了!”我笑着说:“怎么是人家的?工资是劳动报酬,是我应该得的一份。”父亲说:“你说的道理,我也知道。可是道理要来回讲才对。钱,是好东西,有多少也不够,可是人心要有够。人心有够,钱就有够;人心没够,钱就没个够。儿子,钱不够不怕,人心没够,可是不好。”听了父亲的这番话,我和我爱人再也没有议论关于工资的事。

父亲所说的“人心没够”,就是“贪”。贪钱、贪色,这些罪恶的行径,其根源就是人心没够。人心没够就会有分外之想,就会导致行为不轨,甚至走上犯罪的深渊。

父亲一辈子做过生意,当过干部,从来不贪不占,光明磊落,是村里人人信得过的公道人。

3、自信人生

父亲从来不算命,他说:“倒运人不离卦摊子”。

父亲说,命运,和刮风、流水一样,它会影响你,但是你也不会完全由它,还看你敢不敢、能不能抗得过它。就算你命不好,抗抗也就抗过去了,实在抗不过去,你尽心尽力,本来是十分的倒运,也许就能扳回它五六分。可是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命不好,心里先不先的就底虚了一半,该抗的不抗了,那可不就是彻底的倒运了?你要是命好呢,大不过也是赶上了顺风船的意思,你自己不努力、不把握,还是走不好。如果给你算见你是好命,心上难免会放松,心劲一松,十分的力气使了七八分,不是把好命也打了折扣了?

4、宽恕为怀

父亲从来不和别人生气,也不爱和人计较。就算是有人做了什么对不住他的事,他也总是让着。他有一番道理:

人家谁也没惹,就惹你,那总是你有对不住人家的地方;

有时候,你没惹他他惹你,那也可能是你无意中冒犯了人家,自己不知道;

也许他惹你是无意的,他是无心惹你,你却要有意和他理论,这可就真的要结下疙瘩了;当然也有那种不讲理的人,可是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和他理论,也改变不了他。你要是不和他交处呢,躲他远点就是;你要是必须和他交处呢,就让着点吧,让人一步自己宽。再说,不识敬的人也不多。

事实上,父亲一辈子不惹人,但也没有受人欺负,在村里威望还挺高,他当村长、社长、生产队长,乐乐呵呵就把事情办了。

5、乐施好善

举一个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有平川的小商贩骑着自行车到山区做生意,东社是必经之地。有一次,一位卖红薯商贩的自行车坏了,推到东社街上修车铺修理。车子修好后,修车师傅要钱,商贩说,我的红薯还没有卖,身上没钱,等卖了红薯回头再来送钱。修车师傅说我不认识你,凭什么信你?所以不让推车的小贩走。这时候父亲路过,听到他们争执,就对修车师傅说,你让他走吧,钱我给你。小贩千恩万谢走了后,修车师傅问我父亲,那是你家亲戚?父亲说不是,我不认识他。修车师傅很惊讶,你不认识他就替他出钱,不怕他骗你?父亲说,人都有个难处,帮一下就过去了。再说了,你不让他走,他卖不了东西挣不到钱,还是给不了你钱,你还得给他管饭呢。父亲这番话,说的修车师傅也笑了。说,要是这样,我也不能收你的钱。父亲说,留下吧,你靠这个吃饭呢。再者说了,没良心的人是少数,过几天那个卖红薯的还会来,他会还我的。

6、热心为公

父亲老年以后,不再担任村长、队长,大家又推选他当过很长时间的村调解委员。这不仅是因为他办事公道,而且也知道他是乐于为大家服务,是个闲不住的老人。

文化革命时,有一度期间生产队的干部被造反派夺了权,队里的劳动没人负责,生产受到影响。父亲就主动跟本队司元宝老汉担负起了安排农活的工作。春耕夏锄秋收冬藏,队里的生产安排的有条不紊,收成没有受到影响。德高望重的父亲,在老迈之年有当了一回义务队长。

四、文化翻身

父亲一生中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却也可以说是屡创奇迹。

解放前,父亲由一个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窑工遗孤,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不但有了自己家的宅院,而且陆续买进几亩水浇地,由一个一贫如洗的窑工后代,成为东社镇上自足有余的小康之家(1947年土地改革时划分为中农成分),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绝对是一个奇迹。

父亲的六个子女,个个读书有成,全部获得大学文凭。其中,长子马福北京师范大学1963年毕业,次子马禄山西大学艺术系1962年毕业,三子马全山西医学院1966毕业,长女马仙太原重型机械学院(今太原科技大学)1968年毕业,四子马德(笔者本人)1967年山西水利学校毕业,1989年中央党校毕业,次女马清自学考试获大学文凭。我们的下一代更上层楼,大多数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其中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东方学者特聘教授,著名金融企业资深管理专家,中央机关管理干部等等。

父亲自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却养育出了一批卓有建树的知识人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实现了家族文化基因的彻底改变,这是父亲人生的第二个奇迹。

这一奇迹的实现,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赶上了好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翻身,而且国家大力普及教育,充实和优化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城乡教学资源较为平衡,因而使得农村学生也有机会考入中学和大学。在经济上,国家的教育政策也向农村子弟倾斜,普遍推行助学金制度,使家庭相对困难的农民子弟也能有条件进入高一级学校就读。我家兄弟姊妹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享受过高额助学金。不然的话,即使我家在农村算是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但是同时供养好几个孩子在中学、大学读书是无力承担的。我父亲生前常说,咱家文化上大翻身,靠的是共产党的好政策,咱们是不能忘本的。

第二,榜样的力量。

父亲是清朝光绪年间生人,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步入老年。但是父亲不因循守旧,乐于接受新事物,热爱学习新知识。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政府几次在农村开展扫盲,父亲都是读书识字的积极分子。1958年,县里组织水土保持技术培训班,让各村派人参加学习,父亲就自告奋勇,去当了不识字的学员。父亲虽然不会记笔记,但是他听得认真,记得牢固,在培训班结业考试时,父亲成绩竟然名列第一(他的答卷是自己口述,由监考老师代为抄写)。

我家兄弟姊妹上学时个个都是用功学习的好学生,这跟父亲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第三,母亲的熏陶。

我的母亲杨凤英是文水县开栅镇人。我的外祖父家族世代经商,外祖父本人曾经是金店掌柜,我的五位舅父多数在口外(新疆、内蒙等地)经商。重视文化是晋商的传统。

母亲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虽然本人作为女子受旧传统的约束没有更多读书,但是深知读书对人生的重要,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十分重视。我的大哥马福幼年时即遭遇日寇入侵,学校停办,无法上学,母亲就把我大哥送外祖父家常住,跟着外祖父诵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典籍文本。大哥不仅跟着外祖父接受了启蒙教育,而且牢记住了“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之类的前贤名言,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渴求文化的种子。在母亲的影响和大哥的带动下,我家兄弟姊妹从小都把读书当成最重要,最光彩的事情。

我母亲一生勤俭,但是对子女的上学花费,从来不吝啬。1960年,正是粮食最紧缺的时候,我家也同样吃不饱。这时候,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挣工分有限,家里的积蓄也所剩无几。当时我家兄弟姊妹好几个同时都在外面上学,家里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

为了不中断子女的学业,我母亲把我家后院的几间房子卖给文峪河水库库区迁来的移民,卖了800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收入。按理说,当时粮食不够吃,全靠瓜菜填补,有了钱可以买些高价粮食度饥荒。但是我妈不舍得,全部存入银行。她对我说,现在粮食是高价(当时自由市场上的白面卖到一斤五元多),咱家上学的学费可是平价,买高价粮不如上学划算,俺孩们好好念书吧!

不但粮食不够吃,衣裳也穿不起。1963年我姐考上大学,到太原读书。十八九岁的花季少女,又是省城的大学生,我姐穿的衣服却是我妈纺花织布做的粗布衣服。我们男生就更不用说,念书期间,我穿的基本都是我母亲织的粗布。当时我三哥在山西医学院上大学,正在谈恋爱,也是一身粗布。

我母亲说,穿好的那不算光彩,念书考头名才是光彩。那几年,我三哥和我姐姐正在上大学,我上中专,我们都是考头名的“学霸”,我们没有给母亲丢脸,我们兄弟姊妹对得起母亲千针万线缝制的粗布衣!

我的父亲母亲,虽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都有一副目光远大、心胸开阔的伟大品格。他们一生为子女的前程着想,以子女的前程为荣。他们老年之后,生活能力日渐衰退,为了不影响子女的工作和后代的前程,他们主动卖掉房产,离开故土,跟随子女到千里之外漂泊。他们生前就立下遗嘱:百年之后,不葬于老家祖坟,而是希望在交通要道的地方择坟地,他们说:我们要看着我家的子孙世世代代大路朝阳,通达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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